新华社西安9月13日电 题,继而又成为中国革命的出发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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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摘要:新华社西安9月
13日电题:党史专家:红军到达陕北后为何能迅速“落地生根”?陕北,缘何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,继而又成为中国革命的出发点?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杨钧说,到达陕北后,党中央一方面指挥打赢了直罗镇战役,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苏区的“围剿”,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.”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教授王涛说,瓦窑堡会议提出将苏维埃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,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重大调整。瓦窑堡革命旧址纪念馆原馆长王志厚讲述的一段往事,生动诠释了当时发生在陕北的变化。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发展到30万人,到到达陕北后不足3万人,找到了正确政治方向的中国共产党,爆发出惊人的力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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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秋时节,陕北高原依旧满目苍翠。一座25米高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碑,矗立在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的胜利山上。山脚下,南来北往的游客络绎不绝,或在纪念碑前合影留念,或注视着浮雕凝神深思,追忆红军长征的往昔峥嵘。
1935年10月19日,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历尽千难万险抵达吴起。当时吴起还是一个镇,交通偏僻、人烟稀少。但就是在这块贫穷闭塞的土地上,中央红军迅速“落地生根”,并开启了在延安13年的光辉历程。
陕北,缘何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,继而又成为中国革命的出发点?
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杨钧说,到达陕北后,党中央一方面指挥打赢了直罗镇战役,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苏区的“围剿”,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;另一方面,及时纠正了当时苏区的错误肃反,使西北根据地转危为安。
此时,初步摆脱困境的中国共产党人,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,以富有全局性的战略眼光,考量着中国革命的未来。
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,成为时局的重大转折。在这次会议上,中国共产党人鲜明提出,党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,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。
“这在党的理论上是‘石破天惊’的新话。”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教授王涛说,瓦窑堡会议提出将苏维埃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,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重大调整。自此,一切革命阶级都被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,为此后党领导全民族抗战和中国革命,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。“这也是红军能够迅速在陕北‘落地生根’最重要的保障。”
根据地的面貌自此焕然一新。党的土地政策、知识分子政策、文化政策随之迅速调整,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。瓦窑堡革命旧址纪念馆原馆长王志厚讲述的一段往事,生动诠释了当时发生在陕北的变化。
“瓦窑堡有个文化人叫侯锡康,出身富人家庭,原本是教师,因为担心出身问题,不再从事教育工作。干部就上门向他解释党的政策,告诉他无论出身如何、过去表现如何,都既往不咎,只要认同党的主张,就可以继续当教师。这个人后来一直在当地教书育人,成为颇有影响力的文化人。”王志厚说。
与此同时,中国共产党抓住“一二九”运动后全国抗日热情高涨的时机,迅速恢复了党在华北地区的组织和干部队伍。此外,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,推动整个干部队伍的觉醒。“这些工作,为党领导全民族抗战,提供了必要的组织基础和干部准备。”王涛说。
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发展到30万人,到到达陕北后不足3万人,找到了正确政治方向的中国共产党,爆发出惊人的力量。
“中国共产党人在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,思想上和组织上走向成熟,由于掌握了真理,才能迅速在陕北扎下根来。也正因为如此,陕北才成为长征落脚点、革命出发点。”王涛说。

关键词:中国共产党;革命;瓦窑堡;干部队伍;王涛;到达陕北;王志厚;纪念碑;中央红军长征;知识分子政策

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里的纪念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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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新华社西安9月13日电 题:党史专家:红军到达陕北后为何能迅速“落地生根”?

吴起红军小学的同学在节假日利用快板、说唱等形式,为游客讲解和宣传长征精神

  新华社记者陈晨、梁爱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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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初秋时节,陕北高原依旧满目苍翠。一座25米高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碑,矗立在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的胜利山上。山脚下,南来北往的游客络绎不绝,或在纪念碑前合影留念,或注视着浮雕凝神深思,追忆红军长征的往昔峥嵘。

瓦窑堡会议旧址

  1935年10月19日,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历尽千难万险抵达吴起。当时吴起还是一个镇,交通偏僻、人烟稀少。但就是在这块贫穷闭塞的土地上,中央红军迅速“落地生根”,并开启了在延安13年的光辉历程。

陕北吴起胜利山上,两株百年杜梨树枝繁叶茂。“切尾巴战役”的炮火声,似乎仍可听见。

  陕北,缘何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,继而又成为中国革命的出发点?

“切尾巴战役”、直罗镇战役、榆林桥战役,一个个重要的节点,为红军长征落脚延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胜利会师、瓦窑堡会议、东征抗日,为全民族抗日战争胜利带来了希望。

  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杨钧说,到达陕北后,党中央一方面指挥打赢了直罗镇战役,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苏区的“围剿”,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;另一方面,及时纠正了当时苏区的错误肃反,使西北根据地转危为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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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此时,初步摆脱困境的中国共产党人,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,以富有全局性的战略眼光,考量着中国革命的未来。

红军在陕西的足迹,遍布三秦大地。近日,我们再次踏上红军长征路,感悟那些红色故事蕴含的伟大精神。

  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,成为时局的重大转折。在这次会议上,中国共产党人鲜明提出,党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,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。

红二十五军奋勇北上

  “这在党的理论上是‘石破天惊’的新话。”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教授王涛说,瓦窑堡会议提出将苏维埃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,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重大调整。自此,一切革命阶级都被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,为此后党领导全民族抗战和中国革命,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。“这也是红军能够迅速在陕北‘落地生根’最重要的保障。”

前不久,陕西延川永坪会师纪念馆参观者络绎不绝,讲解员生动的故事把大家带回了1935年的夏天。

  根据地的面貌自此焕然一新。党的土地政策、知识分子政策、文化政策随之迅速调整,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。瓦窑堡革命旧址纪念馆原馆长王志厚讲述的一段往事,生动诠释了当时发生在陕北的变化。

1935年7月2日,陕西省山阳县袁家沟口,伴随着一阵阵激昂嘹亮的军号声,红军战士像奔腾的黄河水一般冲向敌军,敌军立即乱作一团。这是一场极为出色的歼灭战,共毙敌300余人,俘获1400余人。

  “瓦窑堡有个文化人叫侯锡康,出身富人家庭,原本是教师,因为担心出身问题,不再从事教育工作。干部就上门向他解释党的政策,告诉他无论出身如何、过去表现如何,都既往不咎,只要认同党的主张,就可以继续当教师。这个人后来一直在当地教书育人,成为颇有影响力的文化人。”王志厚说。

这支勇猛的队伍就是红二十五军,他们是一支由徐海东率领的十六七岁“娃娃们”组成的生力军。这次全胜,鼓舞了士气,使敌军各部畏缩不前。

  与此同时,中国共产党抓住“一二九”运动后全国抗日热情高涨的时机,迅速恢复了党在华北地区的组织和干部队伍。此外,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,推动整个干部队伍的觉醒。“这些工作,为党领导全民族抗战,提供了必要的组织基础和干部准备。”王涛说。

紧接着,红二十五军继续北上到达秦岭北麓。由于没有电台,红二十五军自撤离鄂豫皖苏区后就与中央失去了联系。向川西方向转移,还是继续坚持北上?红二十五军面临着一次重大抉择。

  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发展到30万人,到到达陕北后不足3万人,找到了正确政治方向的中国共产党,爆发出惊人的力量。

7月15日晚,中共鄂豫陕省委在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。会议决定率红二十五军主力西征北上,到陕甘苏区会合红二十六军,集中力量消灭敌人,并配合红一、红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。

  “中国共产党人在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,思想上和组织上走向成熟,由于掌握了真理,才能迅速在陕北扎下根来。也正因为如此,陕北才成为长征落脚点、革命出发点。”王涛说。

继续北上!7月16日,红二十五军沿秦岭北麓冒雨从沣峪口出发,踏上继续长征的道路。

经过两个月的跋涉和战斗,1935年9月15日,红二十五军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,与陕甘红军胜利会师,成为长征到达陕北的第一支红军。经过会议决定,红军第二十五、第二十六、第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,徐海东任军团长,程子华任政委,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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